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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愤怒人生》--第34节 无罪释放

  坐监的滋味真不好受,尤其是冤屈的。估计我娘好受些,她可以逢人就诉,人人都愿听她诉,因为是冤,人人都喜欢听。医学说了,掉眼泪有益于身体健康,但也说多掉不好,有害的。爸妈就是掉得太多了,对他们有极大害处了。爸的哮喘病本来是呼吸急促困难的症状,但并不明显,明显的倒是咳,又叫咳嗽,没人给他捶背,咳得更厉害。娘后来只是哭干的,没眼泪掉了,眼泪都掉干掉尽了,照样在外面逢人就没眼泪的哭诉,手就不抹眼睛了。
 
  我越来越做最坏的打算,甚至想到了死,撞墙死是唯一的办法,但怕死得太慢,头撞破了只是大出血,很疼的,有可能罪加一等畏罪自杀,如果真的撞死等于白死了。幸好我算是个知识分子,看书看到了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决定活下去,活到三年零六个月后,出来重新做一条好汉。只要一心一意扑在服刑上,三年多也会一晃而过的,我当兵还四年呢,不也是一晃就过来了!但是在铁门铁窗里呆着,不叫干事业,我当然要痛苦得度日如年了。
 
  痛苦地想,我怎么就成了冤案呢?这要翻案等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据说我的姐姐姐夫都从广东赶回来了,誓与官司进行到底。我想还是组长四田叔继续出面就好了,他连钱都准备花掉几千块,把材料写出来到北京上访,应该会有头脑的,教书匠出身,曾经那么看得起我,怎么只来看守所看我一次就不管我的生死了呢?
 
  第三天,也就是还有七天上诉期的第三天,我茫然无助时,一个人要见我,说:“配合我,我会救你出狱!”我说你是毛主席呀——人民的大救星呀!他笑说:“我不是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有把握赢这场官司,赢了,律师费我才问你要!”我才得知他是律师,自称姓刘,叫刘旭,旭日东升的旭。真有东方红的意思!
 
  刘旭还笑得出声,我欲哭无泪,他显得太轻松了。
 
  “是你爸妈和组长四田请我来的,一审后上诉中院只有十天期限,这上诉期只有律师我可以会见你。”刘旭说着,拿出律师证让我看,不是晃一晃,而是让我拿着仔细地看。我看到上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符,还有国徽,这种国徽我好亲切,虽然小小的,我想一定弄得出事来。双腿一软,我扑通一声给律师下跪。
 
  刘旭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要轻易给人下跪!我知道你案子的详细情况,听说你有个市里朋友,你有他的八一台BP机号码?”
 
  在刘旭看来,这个BP机号码重要的不得了,只要有人在市里,他就与人扯得上关系的。我说哪有那么巧,她就恰好有人在市法院里当官了,告诉刘旭市里人只是个女的,且只在工厂里上班。刘旭问:“是个文友是不是?只要是耍笔杆子的就认识记者编辑的,先报纸报出来,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说不定惊动市里一个领导批示,市院重审就慎重得多,我们的证人证言才会被采纳,才会改判,否则还是有可能维持原判,你的四田叔无意之中讲到你告诉过他一个BP机号码了……”
 
  我在牢笼里哪里敢往好处想,狱友提醒过要我想办法搬动媒体把我的案情报道出来,我认为认识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女工,哪能成得了什么事,我又没死,还活着,只有发生了死人的事,那事又是冤的,说不定自然有记者上山下乡来采访,自己去搬是搬不动的。给四田叔说的那个BP机号码,或许主人以为是我与女友之间发生的与怀孕有关的烂摊子的事,回电话说不上几句就挂断了。我倒是忘了这回事,更忘了女友怀孕的事。
 
  刘旭告诉我,四田叔那天来探监急得七窍生烟,竟然忘记了号码,后还帮我去找了县报的记者,他知道那个BP机号码的重要性,是去搬东媒体的,县报的搬不动,市报的更搬不动。“他落伍于时代了,不懂社会关系学,连认都不认识的记者怎么会出面帮这种忙呢?再说去县报报个新闻的料有什么用?一个礼拜一张小报,根本就没新闻通讯的栏目,上的稿全是记某某镇长、书记、局长的表扬稿,市里日报有社会要闻晚报有新闻直通车和深度报道两个栏目……”刘旭说了很多,说到最后免不了埋怨一二句四田叔误了大事。我并不这样认为,四田叔比亲叔还好,我心里知道,五十岁的人了,算是老糊涂了。
 
  爸妈在我被抓后除了哭和哭诉完全六神无主,爸后来跟着娘学会诉了,知道诉还真管用,能诉出刘三庙的兽医知道冤情主动站出来上法庭作证。但他只诉不哭,不多不少一个字,诉的是同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这句话在律师与我见面后的第三天,林山市满城风雨传开了,闹得沸沸扬扬,第二天黄土县也满城风雨了,尤其老百姓把它念佛念咒一样挂在嘴上说。
 
  原来是这句话上了刚刚改版的林山晚报,晚报早几天登了启示,新年的元旦改版后,“新闻直通车”栏目由“法眼看林山”和深度报道两个栏目取而代之,启示里特别提醒,由于读者反映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长期以来毫无知情权,特从元旦起改版后大胆披露。读者看文字是挑剔的,容易敏感,产生联想。香港收回前要安定团结,七月一日收回来了,长期以来出现的如飞车抢夺、群死群伤、强奸学生、卖淫嫖娼、杀人如杀鸡等一系列危害社会动荡问题层出不穷,是该到了重拳出击狠狠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的时候了,安定团结必要时要表现在正能压邪!
 
  林山市民本来是林山晚报的忠实读者,不像林山日报那样,是强迫订的,只能强迫订不能强迫去读去看。改版后的处女作就特别具有轰动效应,题目是向全林山人民发问:他为什么躲不过“祸”?黑色的粗体字,还有引号和问号,紧靠报头林山晚报字符,右下角是祥见A2的提醒,A1那两个热烈庆祝元旦的红色绣球似乎并不吸引读者的眼球。关注“祸”的热情超过了元旦庆祝的热烈!
 
  我爸这句并不是什么咒语的话真的出现在报纸上,看守所那个被我收买的“地下党员”告诉我,他手头上就有一张,比林山市民迟了一天才看到,今天黄土县县民在报摊抢购,有的摊主见洛阳纸贵马上将报纸上定好的价格口头上再加五毛甚至一块还是被抢购一空了。我惊奇地发问,被告知我有戏的,再问他要报纸看,耳语一句:“有规定,不允许你看报。”
 
  当天下午,也就是“地下党员”上午向我“告密”的那天下午,律师刘旭又来与我会面了,据他说办理见我的手续容易了许多,就是报纸起的作用,就是社会舆论给公检法施加了压力,简直是一路绿灯了。律师先让我看了一眼A2版正文上的标题,真的是:他为什么躲不过“祸”?指着一段文字说赶快看这报道的结尾,我几乎惊喜得要念出声来:……据记者了解,当事人的父亲因为投诉无门,已经成了个疯老头,碰到树,碰到电线杆,也当人诉,口里也是念叨着一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意下之意,不是祸就应该躲得过的。记者发稿时得知,市中院已受理此案的二审,将于本月22日开庭。本报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律师刘旭还告诉我意外的惊喜,省城大报的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弄到电话号码打进黄土县多位官员的办公室,知道手机号的还打进手机,接听人喂了后当然是听,因为人家是一连串的发问,听了后当然该是回答了,却先是沉默,后答得吞吞吐吐词不达意,使用这个问题或这件事情或这个案子不太清楚不太了解请原谅之类的言辞马上挂断电话。一法制日报的记者就是在几次通话不成后打进看守所所长的手机,得到的是一句简单的外交辞令“无可奉告”,便生气了,生气后再打已关机了,更生气,便驱车赶来黄土了,第一个采访对象便是看守所所长。
 
  刘旭为了打赢我这场官司费了很多脑筋,还投资三千多块钱买了部手机,新手机新号码,告诉人的都是记者,每响一次就知道是记者找他了解案子情况,正与我说着话时,又响了,没喂一声,听几秒钟答一个“有”字,又听几秒钟答一个“好”字,没有“再见”就挂了。电话正是法制日报记者打来的,说早到了林山中院且采访完毕,马上赶来黄土采访县法院和“无可奉告”的所长,叫律师回避一下,问晚上有没有时间,找个地方接受他的采访好不好。律师当然只回答“有”和“好”。神秘地与我告别时小声说:“肯定会采访你的,要相信上面。”
 
  法律上有规定,凡探监的,包括律师,探一次办一次手续,并不是想探就探想办就办的,找人签字盖章麻烦得很,这我知道,四田叔说了他只能获准一次机会来看我。律师有机会第二次来看我肯定与报纸的功劳是分不开的,我吃了定心丸一般,反复在心里说:要相信上面,要相信上面。中国的上面有几级,对农民来说,从镇一级就开始叫上面了,镇上是县,县上是市,市上是省,省上是中央,一级大过一级,越上一级越好办事,我深信不疑。想自杀想撞墙而死的念头彻底打消了。
 
  法制日报的记者真的来采访我了,把一个火柴盒的袖珍录音机摆在桌上,里面丝丝丝地想。
 
  我做过记者,特约的而已,从没采访过社会负面报道,也就从没有如此郑重其事地做录音采访。记者先说后问,说他是法制日报的记者,采访了律师了解了案情,与林山晚报的报道完全一样,有个细节问题想问,警察抓我时为什么抢手枪?我答得滔滔不绝:“我没犯事,不应该那样抓我,一个好人被警察错抓时不允许反抗吗?反抗就算拒捕吗?没必要鸣枪示警吧?鸣了后枪口没必要对准我吧?我是怕手枪走火捏紧拿枪的手指向天空,枪口是对准敌人不是对准人民的……”
 
  记者笑了,还问了许多,我都实事求是地回答,最后问:“你说的话愿负一切法律责任吗?”我答得大声,似乎罗嗦了一点:“愿意愿意!请你大胆报道出来,社会上的怪事情最需要媒体的参与,就会引起上面的重视,写时要夹叙夹议,林山晚报最后几句评得好议得好……”
 
  记者又笑了笑,我马上补充说明:“你是省城大报法制日报的,应该有更独特的视角,你一路辛苦跑这么远来到黄土县肯定下了大决心,我的冤案指望你平反昭雪了,还有三天就是市院的二审,那是终审,我怕维持原判,再上诉无门了……”
 
  记者没嫌我说得太多,让袖珍录音机一直在丝丝地响着。
 
  省城的报纸当天就能送来林山的,送到三百多公里远的黄土县要第二天了。看守所那个“地下党员”一天一次与我亲密接触,得知林山晚报那篇报道并没有直接引起市中院多大关注,倒是法制日报的记者采访县市两院和“无可奉告”的所长后第二天见的报犹如定时炸弹一样,多家媒体涌进市中院,有电台的,有电视台的,有几家还是省外的卫视和大的晚报,市中院的关注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上升到多高,我简直不敢相信,本来二审是中院法官来县院开庭的,但作为特殊案子了就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中院作出决定,二审时把我押解去林山受审。
 
  庭审当天,大清早的我就被塞进警车里,警车一路拉响警笛一路呼啸。在车里让我吃了馒头面包和稀饭,稀饭我不敢多吃,怕产生尿液太快太多上厕所。我直接押进庭审现场的被告席,现场座无虚席,全是素不相识的林山市民占住了位子,瞥一眼右旁,我的律师是坚定的目光。
 
  我以为会有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的,想不到是异常的冷场,原告三个死者家属共同请来的律师不再嚣张,我的律师不卑不亢慷慨陈词,语气咄咄逼人抑扬顿挫,一连几个“请问”的发问,问得对方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审判席上也是面面相觑,很久才是交头接耳,但听法槌砰的一声响了,审判长宣布:休庭。并说择日做出判决。
 
  法院择好的日子是三天后,下达的判决书有长达六页纸之多。我直接翻到第六页,一眼看到最后一项的判决如下令我欣喜若狂,只有四个字:无罪释放!字不在多,要的就是这四个字。我手上不戴铐了,脚也可以自由随便走路了!一出法院大门,向左转,面对大门上高悬的国徽,扑通一声,长跪不起,叫喊几声“苍天在上,王法浩荡”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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