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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愤怒人生》--第33节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身陷囹圄我才透彻理解诗歌说的生命诚可贵还有最后那句话,我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摆脱牢笼获得新生恢复自由。几天前四田叔探监时,由于时间只有半个钟头,叔的话太多——事情的经过有那么复杂,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说得完那么多话,我居然忘了问这问那。爸的身体怎样,焦急得是否咳嗽不止需要有人帮他捶背,娘是个急性子,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哪还帮她捶,说不定大吵大闹了不知多少回。
 
  娘吵吵闹闹是有理由的,我退伍回来一开始是说去广东打工的,找保安当的,是爸坚持一定要养猪。赚养猪的钱,目的是为了把我留住。娘反对过,支持我出去闯世界,但被爸的骂声镇住了。爸太怕死了,还不到五十,老是说死,活不了多久随时有可能死掉。怕死得突然,一口痰噎住喉咙无法气体交换而停止呼吸了。我的爷爷是上吊死的,爸还小,才几个月,不懂事,没送终。我奶奶的死我爸根本不知道,他的死身边一定要有我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他魂归西天等于为他送终了。爸坚持养猪的目的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敢说破。
 
  真的要打官司。四田叔在家到处活动,镇里面一个搞司法工作的拒绝他几次,他还是缠着人家不放,人家明确告诉他,打官司输定了,赢的希望十分渺茫。叔又去找到一个民间律师,律师是司法工作者的徒弟,记忆力好,背得出很多法律条文,考了三年拿到律师资格证,口口声声说,不打无把握的仗,一打就要胜。真的,凡司法工作者介绍的官司全胜了。尽管司法工作者自己本身不是律师,但律师心底认他作师傅了,徒弟不敢不听师傅的,便对叔也说得直白:“师傅说会输的官司我就不接了。你们先自己打着,上诉中院再找我!”
 
  开庭那天,我双手铐着押在审判长对面的被告席上,原告当然是三个死者的家属,还有他们请的律师。公诉人念了长长的一段案卷上的话,完了,就是审判长发问,不是直接问,先把公诉人念的话简单化,再一个一个提出来,问的是“是不是?”口气上带问号的三个字。我已作好被枪毙的打算还怕乱问这一套,口头上没作答,时而抬头时而低头,低头算是回答的“是”字了。审判长又提出下一个问题,又问“是不是?”还是口气上带问号的三个字,我又时而抬头时而低头,低头又算是回答的“是”字了。
 
  整个庭审过程没有争辩一句,只有原告请来的律师中途插了一句,附带民事赔偿从三十万追加到四十五万,每个死者的十万再加五万。我偏了偏头瞪他一眼,愤怒地说:“你等着!等着我放出来后再养三百年猪来赔吧!”审判长砸了一下木槌,“叭”的一声,我哑口了。
 
  接下来还是审判席上发问,不是审判长了,是陪审员发的问,问我为什么抢手枪,“这在法律上还没有哪一条哪一款具体定性罪名和量刑,定大定小要看你的态度是坏是好!”我想,既然是罪怎么能看态度?态度怎么能左右法律?我又想,既然你法官大人允许我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好还是坏,那我就表个态吧。
 
  我说:“枪口是战争年代对准敌人的,不允许和平年代对准人民!我有死罪要等到中院判处我死刑枪口才对准我,为什么抓我时就对准我?我是从外面赶回来的,两个人穿便衣,我不知道是警察在执行什么公务。前一个便衣小孩子打架一样要拧我的手,我出于本能的反抗属于正当防卫,所以与他打在一起。你们中一人竟然鸣枪示警,我拒捕了吗?捕我也该拿个逮捕证在我眼前晃一晃呀,或亮出警官证晃一晃,可什么都没在我眼前一晃!我还莫名其妙时,就用枪口对准我,难道持枪的就一定是警察?好多亡命之徒拥有枪呢!我是怕枪走火呀!那我死得太冤,你们警察干的坏事就更大……”
 
  我还想说,至少还有几句发问,但木槌又重重地一声“叭”,我立刻又哑了。
 
  审判长又问了,问我最后还有什么说的。我知道县一级法院没有权力判处死刑,我还没到最后说话的地步。只要不是问“是不是?”加上带问号的口气,要我说,我就有话要说。我真说了:“前面你问了很多‘是不是’三个字,我是低头而不是点头,不是承认的意思,你们是法官同志,不要也犯公安局里人审我时笔录的错误!双手上铐到这里,没有谁不低头的……”
 
  “休庭!”我恨不得早点听到这两个字。
 
  判决书终于迟迟下达了,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附带的民事赔偿,我是五万。还有四十万,如果抓住下二了,该是他赔的数目。我的五万也需要五十间家里那样的房子砸锅卖铁。
 
  判决书还没有完全正式生效,还有十天的上诉期,还没有把我押送到哪个偏远的什么农场去劳动改造,还把我羁押在看守所里。法律在这一点上是透明的,不但有十天时间给我(别的真犯人也有),而且在这十天里还允许我面见律师。幸好法律有这样的“漏洞”,让我至少钻了县法院的“空子”。
 
  我妈听说我判了三年零六个月,要服刑,要蹲监狱,开始悲痛欲绝了,逢人就哭诉,眼泪合着鼻涕,还唱歌谣一样有腔有调有韵味,听的人无不陪着抹一把辛酸悲伤的泪。娘的哭腔哭调有板有眼,从我出生前唱起,先唱时间是1972年腊月,偷偷摸摸第一次去看望在林山捡垃极的爸爸,只睡一晚上,就是那一晚,爸问她要了两次,捡垃圾的人怎么还有力气干那事,折腾她个把钟才完事,没想到竟怀上了孕,才半个多月就感觉到了。
 
  娘哭唱得最多的还是我以后成长的岁月,是她腆着大肚子在林山也捡了个把月拉圾才碰上个好心人做接生婆生下了我,生下来打了几把掌屁股,才哭一声又不哭了,以为活不了的,再打屁股又哭一声,不打不哭,越打越哭,孩子的命真苦啊!不敢带回家,才半个月送了给别人,后来上了城里的幼儿班,还读了半学期小学。死老东西如果不看映幕背面的电影就不会从树上摔下来,就不会离开化肥厂,就不会把我带到乡下来,就不会只是个当兵的命,就不会是个退伍了在家养猪的命,就不会养一头不争气的母猪害得我被捉起来进了牢子里!
 
  娘逢人的哭诉声传入了很多人耳朵里,一传十,十传百,远在十几公里外的刘三庙那个兽医听到了,惊奇得很,逢人就说:“那算什么交通事故呀,那天晚上送猪回去,是我在车上的,我与几个流氓地痞吵了嘴,地痞还向我抛烟头吐口水,扬言打打杀杀,上坡时是听到扑通的一声又一声,车也倒地,人也倒地!他们怎么从右边超车呢?想超车又不超,按喇叭吓猪,猪就吓他们,吓死了活该,公安局要抓也是去抓猪呀……”
 
  兽医还来到我家,当着很多人的面说:“那怎么算是下二造成的交通事故呢?怎么不找我了解情况呢?我是目击证人愿负法律责任,这事与下二无关,也与占胜无关!”有人问他敢不敢对干部说,兽医说哪不敢?对皇帝都敢说的。“不是要你见了皇帝才说,见了市里法官要敢说。”兽医大声答:“对什么官都敢说,越大官越敢说!”
 
  立刻就有乡亲报告给组长四田,四田几天前已经卧床不起,忽闻有人愿站出来作证,两眼大放光芒,病也不治而愈了。见到兽医紧紧握住双手说:“如果下二这个没用的东西不跑的话,我早就找上门来了,看来农民穷人的冤屈还是要哭要诉呀!”兽医也附合:“下二太没用了,自已摔死的关你什么事,屁大的事都没有,跑了,没事也有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我爸是没用的老东西,只知道哭,暗暗地哭,偷偷地哭,不知道诉。娘诉出来的案中案,他似乎有一半功劳一样,哭也不哭了,只是笑,傻傻地笑,呆呆地笑,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只笑一声,脸上千变万化,嘴巴多次重复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还是要有知识,要有文化,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才有智慧!我的冤案在智者谋划下不会冤到底了。
 
  四田叔很快去找到律师,律师说话慢条斯理:“我喜欢办案中案,案中无案我不办!”叔问他是否知道了什么,答道:“身为律师多少有点像法制日报的记者一样,爱关注本地发生的奇事怪事死人的事。死人的事又特别关注交通事故死的人,要了解死的是什么人,出事故的车是什么车,大车还是小车,小车上坐的又是什么官。你这个案子是手扶着把开走的拖拉机,只有农民才开手扶的拖拉机,首先输了身份和地位,这是其一。其二,死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吧,三个公子哥呢!两个的父亲分别是信用社主任和农电站站长,还有个死鬼的舅舅是县教育局副局长。说来说去还是其一没有其二。”
 
  “我们想上诉,诉到中院去!”
 
  “我说过嘛,上诉中院可以找我!”律师霍地站起!
 
  “县院时第一审你就接下这个官司不会这么麻烦诉来诉去……”
 
  “县里干部是怎样办事的我知道,一个‘蛮’字,自己说了算,说来说去还是钱说了算,这家人是养猪的吧?有钱吗?”
 
  “这后生在部队当过通讯员,写得一手好文章,抓的不是他,他写出来一见报事情好办得多!可偏偏抓的是他,牢子里没笔没纸给他……”
 
  叔的话再次被律师打断:“啊——,还有这个优势?我们要斗智斗勇,抓紧时间,还有九天,这官司赢定了!”
 
  律师说得这么轻松,叔嘘了口长气,不再严肃了,竟然开起玩笑来:“这又不是跟敌人打仗,也要斗智斗勇?不是说斗天斗地斗命运吗?”
 
  “是打仗!”律师掷地有声,“现实是残酷的,和平年代打的仗就是斗官斗钱不是斗天斗地。”
 
  叔突然想起一件事,说:“我老糊涂了,不是急性子,一急也坏事,忘了一个呼机号码,好像有个台的,台湾的台,对了,那台跟部队有关,好像还跟节日有关,号码忘了,当时是写给我的就好了,那可能就是他要我去找人斗智……”
 
  “是不是八一台?”
 
  “对了,对了,八一台,八一台。”叔在脑门上拍了一掌,又狠狠地在后脑壳拍了一掌。
 
  叔说第二天要与律师一起来看守所探监,律师说十天上诉期内“犯人”不允许见律师以外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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