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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愤怒人生》--第32节 被抓(二)

  我几乎是怀着奔丧的心情往家里赶的。可能真死了人我不一定赶得这么急迫,会不管时间是不是清早的六点多钟,一定要打个八一台的传呼,等多久也要与杨小军通上话,告诉她我家死人了,要马上回去。抓人比奔丧,比任何天灾人祸都令人胆颤心惊,我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往火车站赶。赶到时,正是开往牛加坪的火车剪票进站,我拿出并不起什么作用了的退伍证,说有急事,真的说家里死人了,又说好话,求求让我车上买票,剪票的还好,让我通过了。
 
  辗转两趟汽车,再走路回家,远远地看那阵势,真是天降大祸了。两辆“公安”字样的车停在家门口的禾坪上,爸已经被控制在车上,是乡亲们团结起来的围困,爸才没被警车带走的。我一出现在警察的视线里,一个麻子迅速跑来,一近身就要反拧我的手。
 
  我是开坦克的兵,是没什么拳脚功夫,但反抗还是有力气的,麻子刚抓住我的右手正要向后反拧,他的大肚子挨了我左手重重的一拳。他不知道我是左撇子,力气比右手大得多,又来抓我的右手,我的左手掐住他的脖子,面对面,“我一用力你就死定了,我正发愁从来没上过战场,打这种架难看死了,有本事你也把我往死里弄!”
 
  另一个跑过来,被我的乡亲们拖住了,跟他评理:“你是什么人?怎么乱抓人?人家自卫都不行?农民就这么好欺侮吗?让他们你死我活干一场!”很多人大喊大叫掐死他掐死他,狗日的清早跑来疯狗一样乱咬,我们农民这么好欺侮,无缘无故想抓就抓,北京的王法难道不保护我们的人权?
 
  我真一用力,麻子哎哟一声往地下蹲去。
 
  “叭”的一声巨响,我知道那是鸣枪示警,我松开了手。
 
  那个鸣枪的也没穿警服,慢步向我走来,把枪口对准我,话仅一句,“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说我玩过,叫手枪。话没落音,我双手抢夺手枪,边抢边说:“你拿的不是手枪,是凶器,老子要缴获你的,缴枪不杀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我一连吼三声后才松开手,全身没有骨头一样扑通倒在地上,早已泪流满面了!
 
  几个警察一涌而上,我的背向了天,面朝了黄土,一动不动,双手毫不反抗地被几双手反拧在背,一副不锈钢的铐子咔嚓一声戴了上去,人被抬上车带走了。
 
  派出所人,或者说公安局人,铐走一个人是常有的事,但铐走我太不寻常了。我认为铐走人最讲究因果关系,我没有因为什么,他们不应该这样所以。事后几天了,我才知道我犯了严重的罪,罪名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妨碍执行公务、拒捕、袭警和抢枪。抢枪比抢劫还严重,单这一项足够判重刑。
 
  他们办案的没有多审问我,抓进县公安局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了,把我押进审讯室去作笔录,很多话问得我防不胜防,我答了很多句:“不知道”。没想到笔录了后给我过目,几张纸上写得满满的,我说我哪里讲了这么多话,我答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写上去一句?他们交头接耳后,说我嘴硬,当过兵的,是嘴硬的,要我嘴软,只有给点厉害,给点颜色,一拳就打了过来,我还没喊完第一声“哎哟”,又一拳打在我的腰上,踢的脚数已经没有数数的能力了。
 
  我知道他们为了邀功请赏破获什么案子,要对我刑讯逼供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回到监舍的。第二天我被人口头上告知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了,关押到看守所去,案子也移交法院了,由法院判决。我喊了几句“冤枉”,没有人理我,再喊几句,一个押我的警察说这里喊冤没有用了,法院开庭时才喊吧,我说那还有用?
 
  “有没有用关我什么事。”另一个警察给我戴上手铐说:“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只负责押解你去看守所,别又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好不好!”我没答好,也没答不好,我神志还算清醒,懂得法院开庭是怎么回事,有审判长,有陪审员,有书记员,我可以请律师,律师是为我辩护的。我老实地配合押解。
 
  到了看守所我只好绝食了,同监舍的十二人都叫我大哥或兄弟,我知道是我一米七八的个头镇住了他们,他们没试探我的力气和功夫就让我当上了头儿,叫牢霸。第一顿饭就有人端碗递到我手上来,我没接,说我愿饿死在牢里。一个说挨枪毙也不做个饿死鬼,一个说大不了三五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他们肯定是真正的犯事人,没有冤屈感。我说我犯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进来了,我太冤了,绝食是为了惊动这里的头头让我出去。
 
  他们都说那不可能,这里的头头叫所长,官小了,除非有十几万全交给他,由他去打理别的官,否则,进来这里了,你的案子就塞进档案袋了,一式几份的,有一份到了法院,法院判轻判重只有到了开庭那天你请的律师嘴巴子是否能说会道。照这样说,我就真正犯案了,决定我命运的是律师的嘴巴子了。
 
  一个二进宫的三十五六岁,前一年天洞湖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出来又偷鸡摸狗又抓进来,他有经验,说得很有道理:“冤案也是案,只要立了案,翻案就很难。法院也是根据公安局的材料来审案,一审宣判你不服上诉中院,有可能改判甚至宣判无罪释放。但那时间上拖死你,不如直接找媒体披露案子的真相,让公安局把材料撤了,检察院不批捕了,法院不受理了,等于你就没有案子了,那才省时又省力,关键是媒体披露你是怎样被捉的!”二进宫的还说了他天洞湖劳改农场就有个人的冤案经媒体披露后才平反昭雪的,但也白白坐了一年多牢,只怪国家还没有一部什么赔偿法。二进宫的最后劝我是冤案一定要早喊冤早申冤,免得夜长梦多,真的坐一场冤枉牢房等等。
 
  我害怕了。害怕无缘无故惹祸上身,惹来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官司的结果是我仍然有祸。想起被抓前两天组长四田莫名其妙的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想我没惹祸一定躲得过去。我在监舍里大喊大叫:“我要打个电话叫一个人来营救我!”一个狱卒说他没这个权利,要请示,要汇报,要研究。
 
  最后三个字提醒我,研究就是烟酒,那好办。我说接电话的人会给你送来烟的,烟里面夹钱的,酒就自己买算了。他说好吧,下班了离开看守所帮你打,问我要电话号码时像电影中特务接头一样对我耳语,我告诉他时嘴巴也凑上他的耳朵,心中不是把他当特务了,而是我收买的忠诚的地下共产党员。
 
  蹲牢房的第五天下午,我获准可以见一见组长四田,四田一口一个侄地叫我,在看守所所长面前点头哈腰,还给了三条芙蓉王的烟。毕竟是当过老师的文化人,说得头头是通,侄儿要挨枪子儿了,也该让亲人见上一面呀。所长收了我叔的烟就手软了,终于获准见面半个钟,由那个给我通风报信的狱卒引来见我,狱卒已是我收买的地下党员了,允许我毫无顾忌地说话。我先一口一个叔地叫,狱卒说还叫什么,你不是有冤吗?赶紧诉冤吧,让你叔回去活动活动。
 
  我心好苦,自己有冤却并不知道冤在哪里,面对四田叔,我诉不出一个字,别说一句话了。四田叔是知道我有冤诉不出的,一口气向我诉了十几分种——
 
  九天前,下二与我去刘三庙拉公猪来我家配种正逢上三镇公路连接线通车剪彩典礼,误的时间太久,加上配种没有成功,兽医与我爸神神鬼鬼的话说得太多,又误了时间,下二送公猪回刘三庙时已是黄昏六点半了。路上车少,开得是快了一点,追上前面一台摩托车,还超了过去,那车手斗气,一加油门追上拖拉机,紧跟在拖拉机后面。
 
  本来那么宽的马路足够从左边超车的,可车手偏不超车了,原来拖拉机上拉的猪很洋气,车手从没见过那么长身子那么高大的猪,想看个仔细,看到猪屁股后面吊着的两粒芒果状的睾丸,就冲兽医大喊大叫,还骂兽医一天能来几次,一次能干多久。兽医回了一句叫你娘给我试试。车手就火了,在右边与拖拉机保持一样的速度,一路上大骂兽医,还扬言要揍他一顿。
 
  摩托车后座搭了两个人,都年轻力壮,一路叫嚷要下二停下来,下二当然是不停的,不但不停,还加大油门跑得更快了。车手依仗人多,力量大,口里喊打喊杀,都向兽医吐口水,一个吸完烟的还把烟蒂向兽医抛去。上五里坡的坡时,下二的手扶拖拉机减档是要稍停两三秒钟的,先从高档挂空档,再从空档挂低档。就在减档减速时,摩托车想冲过去,车手不该按了喇叭,“嘀嘀”的尖锐声太突然,公猪受到惊吓,突然向右偏头,发出怒吼的一声长啸。
 
  可能是猪头与车手人头几乎零距离接触了,加上猪那如狼似豹的吼声,车手受惊了,驾驶不稳,一声又一声扑通,摩托车先倒地,立刻是人倒地,倒地的人鬼哭狼嚎,很快消失在下二和兽医的耳朵听觉里。
 
  八天前,县公安局交警来了,先用粉笔在地上画大的小的圈圈,又蹲着在纸上用铅笔画一台拖拉机,又画一台摩托车。最后询问人,问了一个又一个,连一个人的笔录也没做成。五里坡的坡下是三四十米的深沟,一台摩托车和三具尸体叠在一起。交警拍了一张又一张画在地上的大小圆圈照片走了,殡仪馆的拉尸车等了很久很久才走。一个与交通无关的事故成了交通事故。
 
  七天前,下二偷走老婆卖蛋的八十多块钱跑了。
 
  四天前,我被抓进县公安局。
 
  三天前……
 
  抓我的理由我知道了,我是同案犯,又是窝藏犯,还妨碍执行公务、拒捕、袭警和抢手枪,已经数罪并罚了,我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
 
  四田叔还没说完,我问:“我跟谁一同犯什么案子了?”叔说是办案的说的,我与下二同犯了交通肇事是同案犯;下二先一天不见了,我当过兵的,社会关系复杂,战友多,把他藏到哪儿去了,又是窝藏犯;抓我时,我应该束手就擒的,不该反抗,妨碍人家警察执行公务了。叔最后说:“主要是你不该抢人家手上的手枪,这罪还不知怎样定,定下来,你就不得了了……”
 
  我说叔呀,这些你都相信?叔说:“我知道他们是拿了死者家的大钱倒向那边了,但王法远在北京呀!”立刻就痛苦状,沉默不语了。
 
  我在想,假如我没被抓,或者说抓的不是我,我有足够能力摆平这桩冤案,以我写过新闻报道的笔杆子,一五一十写出来,多投几个报纸媒体,或许真的碰上一个好编辑,发了后或许又碰上一个好领导,只要批示两个字“彻查”,一切就水落石出了,冤案就翻了。可抓的偏偏又是我,我坐在牢子里口上喊冤是不行的,现在不像过去了,过去可以到官府里擂鼓喊冤,是有一声长长的“升堂”,法官桌上一砸,命我如实招来。可现在喊千句万句嗓子喊哑也是见不到一个官的,真见到法官大人的那一天不知还要坐多久的监牢!我犹如坐着等死一样彻底崩溃了,摇头叹息一声又一声低下了头。
 
  四田叔沉着稳重,说一句 “王法远在北京”就在思考策略,大概深思熟虑了,抬头要对我耳语,我倾斜过去,他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是没错,大钱指使大鬼,小钱指使小鬼,我家是有几千块钱积蓄,还是指使不了大鬼的,但足够上一趟北京,北京的大官不讲钱,县里的小鬼最难缠……”
 
  我实在没有想到,与我并没沾亲带故的四田叔会作出这种打算,愿主动把家中的积蓄拿出来营救我出狱。“时间就是生命!”叔又一句。这似乎是报纸上的话,金钱改为生命,十分贴切。但我不赞同这样做,我怕案子太小,我没有死,大官惊动不了,劳民伤财。“没有死人呀!”我劝慰叔说,“叔,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判就判,毙就毙,冤案弄得越大越好,用我一条命能换来黄土县公检法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值!”我把最后的“值”字说得很重。叔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样的套话。
 
  探监时间到了最后,我忽然想到了要自救,赶紧告诉叔一个八一台的传呼机号码,耳语一句:“惊动媒体”。两眼立刻流着泪珠,目送叔的背影很快消失在监舍的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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