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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愤怒人生》--第28节 好了(一)

  新的一天不是从深夜零时零分零秒开始的,我是从爸一声长一声短的咳嗽声中惊醒开始的,时间已是上午十时许了。
 
  这两天奇奇怪怪的事搅在一起,我没睡个好觉。昨下午手扶拖拉机送走德国佬,下二回来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了,敲了敲窗,叫一声我,我答睡了明天再说吧,头昏脑胀地沉睡到大天光,一泡热尿撒了倒头又睡,直到爸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我赶紧起来给爸捶背,数了数二十二下,爸说好了,起床后就向猪圈走去,还叫上我。
 
  下二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家的猪圈边了,问我爸身体是否感到不适,我说没有,只是今天起床特别迟,猛咳了一阵,我捶背捶好了,下二立刻说一句“好了——”,音拖得长长的,脸上肌肉僵硬一般望着我爸也望着我。
 
  爸问:“好了?又有什么事?你惹事了?”
 
  我莫名其妙。“好了”是好呀,听起来像不好一样。
 
  原来家乡的“好了——”往往是坏了的意思,比如放鞭炮的小孩不小心炸伤了手指大出血,旁人第一句就是“好了——”,先是不知所措,六神无主,然后才想到要包扎要送去医院。我还想起我八岁时亲眼看到世宝是怎么死的,当时我刚从城市回到乡下的农家,与玩童们还没打成一片,只知道他弟弟叫国宝,兄弟俩喜欢玩弹弓,八号铁丝做的。
 
  一天下午玩到一个山坡上,坡上有棵苦辣子树,树上有个鸟窝,哥哥用弹弓射了几粒石子,中了一粒,窝里有鸟叫,是幼鸟,有很多只,便要捉活的。爬上树去,鸟是捉到了,有六只,穿的是背心衣服,扎在松紧带裤头里,小鸟塞进背心里,鸟爪子抓他的痒痒很不舒服,下得太快,树摇晃着,想跳又不敢跳时,树更加摇晃,弟就在树下大喊一声“好了——”,又喊一声,坡下田里收稻子的人都抬头张望,齐声喊的就是这两个字“好了——”,一连几声,苦辣子树“咚”地一声倒下了,还翻滚几下倒在池塘里。大人们先把树从池塘里打捞上来,僵硬的世宝死死地抱着树也打捞上来了。
 
  在我思想里,这样的镜头太惊心动魄了,不能喊“好了——”,而是“坏了——”,本来是“坏了”嘛!农民就是农民,“好了”与“坏了”分不清,怎么用“好了”来代替表示“坏了”的恐怖?但是,我后来听到的明明都是坏了的事情都是从“好了——”开始。世宝的死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一回忆就犹新,一听“好了——”,就有恐惧的条件反射。
 
  此刻,下二一声“好了——”,我先莫明其妙,后还是问:“真的出什么事了?”下二说没有,我说没有就不要吓我。爸说:“他吓自己!”
 
  中午了,四田叔的婆娘来我家,见了我不说什么,见了爸也不说什么,等了一会儿,娘回来了拉着我娘的手细说了好久,躲躲闪闪的,象是见不得阳光,婆娘走时,又说说笑笑,整个过程让我好生疑惑,莫非我家又有怪头怪脑的事发生了?婆娘一走,我娘也走开了,我的头脑更复杂化了。
 
  晚上四田叔回家了,他是清早骑着车出去的,组里一片坟山地要种上水果树,不能划出一片荒地用来死了人起埋人的作用。时代不同了,没有那么多人很快死去了。要响应上面的号召,树种要统一到指定的苗圃购买,苗圃远在通往刘三庙镇半路上的五里坡地段。
 
  那地段紧靠马路,两边都是树,梨树,桃树,桔树三种最多,都是优良品种嫁接的,种下去当年可以挂果,年后一开春正是最佳种植时间。几天前组长会议上,村长讲得细致,务必把果树种好,充分利用土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饭后吃上果,身体更健康,买吃是舍不得的,自产自吃会舍得的。
 
  我组的组长四田叔行动上是落后了,早该要去了解种植前准备工作情况,还有价格问题,现金付款还是可以赊帐问题。也许是我家母猪的名堂太多,又耽误了他两天时间。他一回家,老婆就说起又接到同一个人打来电话的事。
 
  组长家的电话一天是有七八个的,村子里人与外界联系都用他家这一台“公用电话”,老婆接了电话一般要把内容讲给他听,老婆嘴多,接时爱东问西问,对方没特别说明是叫谁,她就代替别人接听和回话了,然后告诉别人,喜欢充当一个传话的角色讨好别人。我当兵时给组长家打了四年电话,每次都是吩咐叫我爸或妈,兵没当了,退伍三个多月里,我爸妈再没去组长家接听过一次电话。
 
  组长听老婆讲电话内容,骂了婆娘,不该听的,这种电话全是对方在说,听的人不应该是外人,可婆娘坚持说对方给她打了招呼的,不把她当外人,允许她听的,还说她在“拜拜”前是这样说的:“你家好事一件接一件,你也双喜临门,猪也双喜临门!”望着组长又问:“我说得有不有水平?”组长紧绷着脸,一连吼几声:“放屁!放屁!放屁!”还用力一脚把那只剁了尾巴的长毛狗踢得汪汪汪地叫!
 
  组长四田骂老婆“放屁”前,爸正叫我去他家商量退款的事。母猪没配上种,等于怀不上孕,那是生产不了猪崽的,人家的订金就该退回的。是组长带头集了六百多块钱的资,这资金集进我家哪里敢花。我手里捏着一把零钞,五十一百的才三张和两张,其余全是块票和角票,角票最多,爸在家早已把角票四角抹得平平的,九张角票叠在一起,然后用一张夹住。
 
  我没细数了,只数了数有多少张角票夹子,手指头蘸口水数的,又口头上用加法,得出的数目是六百三十六块整,没错。问题是具体哪一家哪一户集了多少块,我爸妈当时心里都记得,现在不记得了。据说四田组长是用笔一一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的。
 
  我没动笔记录,挨了爸一顿骂,骂我的书白读了,天天在家写写划划,起的作用在哪,该写该划的为什么拿不出手了,我没回话,拿着爸给的一沓票子径直来到组长四田家。快近四田家门口了,恰碰上下二的老婆,她是来问组长下二去了哪,先碰上我就问我,我说这么大一个男人,脚是他的,我怎么管得了他去了哪?
 
  “这个败家子,前天卖猪还帐后有两百多块,又把我藏着的八十七块六毛钱都偷走了,今天半个上午就出了家门,中饭没回来吃,晚饭也没回来吃,在外大赌搏这点钱哪够他输,从来输个精光也是敢回家的,今天怕是死在外回不来了!”我说你别骂得太恶毒了,我手里捏着的钱就有你家一份,我先交给组长,由组长分给你家。下二的老婆态度是缓和了一点,但一听说要把钱退给她就不高兴了,说那是买我家猪崽的钱,问我是不是她交的订金最少不卖给她了。
 
  我说最多的最少的都要退掉,因为我家母猪没有交配成功。下二的老婆没听懂,问为什么,我只好拐弯抹角,先说一句母猪不让公猪上它的背,后又说一句公猪不主动上它的背,再说一句上了背又使不出力,下二的老婆才终于听明白了,骂我说的是“屁话”!她骂完“屁话”!就听到四田在家一连吼他的老婆几声“放屁!”
 
  组长的老婆叫满妹,年轻时蛮漂亮的,尤其皮肤白,个儿高,虽是农家女,却有城里人的模样,解放后女子最好看的发式是扎辫子,人家扎一条,她扎两条甚至三条,因为上面有三个姐姐,都乐意搬条小凳子让她蹲下来给她梳妆打扮。读书也行,舞跳得好,是跳得出农门的料,可惜父亲爬那次水库放不出水的涵洞时被水活活淹死了,从此失学在家,不得不象三个姐姐一样早早嫁人了。
 
  嫁的是当时在当民办老师的四田,本来屁股大是能生的,但婚后几年没开怀,服了半年中药,终于在二十五岁怀上了,生下来是个女娃,过了两年又生一个也是女娃,再过两年又生一个,还是女娃,从此抬不起头。直到大女儿十几岁,从书本上学到知识,得知生男生女原因是在男的,就敢在四田面前半斤对八两了,骂敢还口,打敢还手,吵了多年的架总算吵到了人生的晚年。
 
  女儿都大了,架也不多吵了,农村妇女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继承得好,多干农活多养猪,猫也养狗也养,鸡鸭一大窝地养,积攒下来的钱要培养一个又一个女儿念完高中考上大学将来分配工作赚大钱。女儿争气又不争气,争气的是女儿广东打工都攒了钱回来,不争气的是都不是考上大学分配工作赚来的。
 
  想来想去什么工作都是为了钱这个字,已经是个打工世界了,只要在外平平安安就行,二女儿病了那次两个月后收到信才知道,一咬牙,信用社取了两千块钱装了台电话,电话接多了也上瘾,话机两三天不响就患病,响了接了病也好了。
 
  我知道组长与老婆以前天天爱吵架,象城市人那样吵早就离婚了,城市人在离婚上随便些,农民顾虑多,胆就少,没勇气。四田组长当民办老师时胆子是蛮大的,被辞退或被开除了胆子自然变小了。人家当官越当越胆大,官也越当越大,他一直当的是组长之类的。
 
  组长之前是生产队队长,计划生育不太严时还有胆生产队里开会时讲几句话,越来越严以后,怕接通知怕被命令,尤其家里装了台电话机以后,怕村干部来电,有时还有镇干部直接打进来。问的都是组里某某上环没有某某结扎没有,某某刮宫没有某某流产没有,或者是上缴款收齐没有,谁抗税抗费没有。早已形成条件反射了,一听电话机鬼催命似地响就躲,实在躲不过才接,接也不先“喂”,问的话好辛酸:“又有什么麻烦事找我?”
 
  满妹知道他不会接电话,一般都让他躲过去,有时老远也会跑过来接听,接的方式文明礼貌得多,末了,还会用英语“拜拜”,说是与女儿们通话多了,学会说“拜拜”了,改口“再见”反而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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