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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的愤怒人生》--第14节 父亲的身世

  我真想蠢蠢欲动写点东西了。
 
  我弄清了我复杂的身世,我想就从我复杂的身世写起。万事开头难,我依然写的是以父亲为主角的故事,谋划的是长篇,至少是中篇,需要很多的故事来凑字呀!三天里,一有空就动笔了,女友玉梅时不时过来打扰,说要补充什么,我说小说这玩艺儿不需要那么真实,大多是虚构,源于生活的虚构才高于生活,纯粹的真实,是新闻或报告文学,亏你还是高中生呢!
 
  玉梅偏要抢我的稿子看,她以为我是在她的提醒下记下来我爸当年的疯子生活,我又要做她的老师,结合实际耐心讲解起来: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是做人的艺术,同样是活人,有的人活得“随便”,脑袋不是不想事,想的事与艺术不沾边,开车的开车,当官的当官,摆摊的摆摊,教书的教书,打牌的打牌。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没有共同趣味的人走不到一块儿,这次你的林山之行,正是你们姐妹俩做人的艺术,因为有共同爱好文学的趣味才成了姐妹,我真要玩好文学,还需要多多加强修养,主要是做人方面的……
 
  “听起来像哲学话!”女友看着稿子表扬我一句。
 
  “哲学更是人学。”我想再解释,水平有限,转过大弯问:“喂猪了吗?”
 
  市里的稀客那天走前对玉梅有过招呼的,尽力让我有时间伏案写作,叫女友多干活,我家的活主要是喂猪。稀客当时附在女友耳边说的话并不悄悄,我听到了:“暂时别怀上,半年后吧!”
 
  玉梅很欢快的样子,说早喂了,还问爸“猪长长一寸了吗?”爸回答长半寸多。好像爸是皇帝,金口难开,一开就是玉言,宝贝似的,要告诉我。那两个婶又来求爸帮她们做个好梦呢,爸又收下两包烟,爸点头了,肯定是好梦。我立即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我的爸呀,您怎么活得人不人鬼不鬼呢?心安理得受贿呢?!
 
  小便回来,女友拿着稿子站着在念:……我的前妈不让我叫她娘或妈,我偏要叫。因为别人有,我没有,我必须发明创造,才不受小伙伴们的欺侮。我个子小呀,挨打就唤娘唤妈的,养母就操起一根赶鸭子的长竹杆,只追打一个,竹杆举得高高的,总是不扑打在“敌人”身上,这让我很生气。前妈是小脚,大户人家的女儿,绣楼上绣过花的,红颜薄命。
 
  为一个死在战场上的“八路军”前爸守寡到老死。那时,吃的还没有哪还讲究穿。小脚前妈没花绣,改行做布鞋,两三天能做一双的。有时人家给她从井里帮忙提桶水也送人家一双鞋作谢。我清楚记得我的一个“敌人”因为前妈长长的竹杆能打在背上却没有打在背上就成了我和娘俩共同的朋友。那小子突然懂事了,称呼我娘为奶了,还两个字重叠地叫“奶奶”。
 
  我妈不但送鞋,还给他姐送了件花衣。不打不相识,我娘后来把“敌人”都打成了朋友。我家的水缸总是满满的。我家的煤油总比别人用得多。母亲那萤火虫灯光被好多读书了的朋友写进作文里,又形容又比喻,明明是寸把长的焰火,一形容一比喻,就光茫四射,像太阳了又红又圆……我忘不了母亲长长的竹杆。
 
  我忘不了我娘真生起气来一副要打人的猛相,往往越凶猛的样儿,越吓不到一个“敌人”。往往人倒在地上竹杆压在身上。小脚母亲为了保护我,才爬上山剁了一根长竹杆,才好多次摔倒在地上,才好多次竹杆压在身上……
 
  以上这些话语是我一部什么小说的开头,题目还没取好,字是规规矩矩写的,玉梅能一口气读下去。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打断她:“心里默默读就行了,别发出声音。”我担心像不像样,不像样的东西,别人一读更不像样了。
 
  玉梅终于读完了,说:“太平淡了,只有一句五个字的成语 ‘不打不相识’。还有毛病,时而‘母’时而‘妈’时而又是‘娘’,意思好像变了,读起来不舒服!”
 
  我说:“哪里变了,娘就是妈,妈就是娘,妈娘都是母!”
 
  “那接下来写什么?”玉梅笑了,口里还在回味妈、娘、母的问题。
 
  “写作是苦行僧,一个人的独立劳作,别人帮不了忙的,你别管。”我说。
 
  “接下来写你爸出人头地当了工人。”玉梅说。
 
  “什么出人头地,什么鸡巴工人,不是变疯了么?”
 
  “那变疯后的故事要多写,我妹一口气说了几百字。”
 
  “什么你妹你妹的,哪是你什么妹,还你姐呢!”
 
  “是我妹呀,人家对我那么好,也是对你那么好!不是她,你哪有东西写,你爸哑巴一样,会告诉你?她也希望你早日出人头地呢!”
 
  “多嘴!”我想骂玉梅一句 “放屁”的,临时改为多嘴了。心想,是你们两个想疯了出人头地吧!这么逼我写疯子的!
 
  “放屁!”——五天后,这句粗话我实在忍不住还是骂了出来。玉梅说:“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呢?”我问:“你要我是个哪样的人呢?”
 
  这次的对话也是晚上,她主动喂了五天猪,再说了她林山之行的重大收获,把收获当宝贝一样,一边说要我一边记下来,我说听听就行了,有什么好记的。我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我只是想偷懒。她答应帮我喂猪,五天里不要我干一点儿活,吃饭会叫我,五天后问我要东西看,说是要检查我的作业。给她看了,才两张半纸,不到三千字,骂我不听她的话。
 
  我说我不是小孩子,你又不是毛主席,干嘛要我那么听你的话?她就生气了,我让她生去。她的话能听吗,全是屁话。林山之行的什么重大收获,我写起来那么干巴巴的。
 
  她说我没有按照她给的题纲去写,太平铺直叙了,弯子转得太少,应该虚构几个故事的,可以增加很多字数的。还说我爸爱看的那部电影片子名字不要写出来了,让读者去猜去回味,要留个悬念,哪怕打省略也行,“后来”的话应该一笔带过的却写得哆嗦了,有的地方主谓宾分不清,标点符号的叹号少了,句号太多,又没有分段,汤汤水水粘在一起一样……
 
  我说你有完没完?她说没完又怎样?我说你说吧,说得你没话说才闭嘴,她说她还真有说的,我的“放屁”就骂出了口。
 
  其实早三天我就想骂了,因为她逼着我听她的收获,我劝了她很多句,没一句听我的。那时我很有耐心,重点和次要都讲了。 我说我们该结婚了,生儿育女是正事,别逼我走邪路,写作很辛苦,又穷,不如逼我多赚钱,将来盖座房子,银行存一笔。她说曾逼过我在部队好好干将来当官,但没逼成功,逼我赚钱又怕我被逼得想钱想疯了去干抢偷的坏事。
 
  最后说还是逼我写作好,我有写作的天赋,不是当官和赚钱的料,东西写好了,写多了,可以出人头地。我一听到四个字的“出人头地”,头都肿了昏了懵了,很想“呸”她一声。
 
  只怪我的忍耐性很好,当时没“呸”她,后来就迟了,迟得她拥有了权利要检查我的作业,老师批评学生一样,我不骂她“放屁”才怪呢!
 
  对于写我爸的写作,我没打算再要继续动笔。我一直在想,我能躲起来的话,有条件躲的话,是想写写,管它时下小说没什么人看了,看的东西太多了,电影,电视和网络足够看了,有看还有听的,多爽!没几个人跟我聊天,乡村的夜静悄悄的,父母说不上多少话,说得上话的女友净说些逼人的话。
 
  真想出去走走,可走的人圈子又那么狭小,战友都在外省,打个电话可以让猪吃一天的饲料。想到了林山市里的小军。这个杨小姐只是名字是男的,其余全部是女人货。照理讲究衣服的颜色,裙子的款式,鞋的跟高跟矮,胸罩的大小,头发的梳妆,胭脂口红的,怎么把文学与写作那么当作一回事?自己弄就弄吧,别人管不着,可一句句话,一封封信地鼓励我来弄,太强人所难了。
 
  通通信,打打电话,过问一下,也就够朋友了,我已心存感激了,怎么真的想方设法帮我去寻找什么真实的素材,又要我添油加醋地把同一个人再去写一部叫小说的东西呢?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是多愁善感的人乱发的一句叹息,真把它当作一回事来写,我真不知道值还是不值。
 
  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写人为主,或者说就是写人,往往是写小人物,《老人与海》写的是渔夫,《孔乙己》就是孔乙己,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对,想到了孔乙己,我又似乎来了兴趣,勇敢了一点,我的爸是个疯子呀,真疯过!今夜难眠,玉梅合着衣服睡熟了,她就是一丝不挂,我也毫无性趣,我们不欢而散了,虽然她散在我的床上。
 
  我轻轻地给她盖上被子。老鼠的尖叫声我听惯了,总是当作催眠曲,今夜我恨老鼠,它们扰得我合不上眼。
 
  爸爸的疯子故事太少,东听一段,西听一段,我无法把握长篇小说的结构,真动笔是不敢的,只开了几千字的头,很不满意。玉梅的高中白读了,她的老师虽然没有在课堂上讲解,小说是有小说语言的,但她说自己喜欢看书,也看了不少书,应该看出来了,小说语言不会是硬梆梆的,具体的技巧是没有的,要说有,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主、谓、宾、定、状、补那一套太计究了,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叫小说了。今晚给她看的那不到三千字的东西,并不是我真的在写小说,只是记录我爸曾经的一段历史,历史不容虚构,是干巴巴的,没有文学味,没有艺术性。真要写小说,我不会让她当我的第一个读者,她读不出味,挑来挑去全是毛病。
 
  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在黑暗中又在构思小说,感觉不到如果真写得出一本小说的话,前途会不会有一丝光明,因为我总是在黑暗中想像力特别丰富,明天早上一喂猪,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夜里想了什么!
 
  女友煽情的说法只能让我麻木,她说她亲眼看到的,小军手上的那两张报纸被肥料公司的人拿去复印了很多份,议论声纷纷。一开始就引起了喜欢文学的一个小领导重视到了一口气看完的高度,找小军谈话了解报纸的来龙去脉。小军充满感情地说,每说一句像是抛给那小领导一个飞吻。小领导要她给我来信,信让玉梅收到,正是大过年的,人家发出邀请,玉梅就去了一趟林山复合肥料有限公司住了几天。
 
  小领导是直接用笔杆子为公司宣传的,多数时间搜集数据,摘报纸上的话,加上大领导的讲话,凑了几十篇报道发在林山日报和晚报上,空余从事文学上的写作,团结了一帮爱好者,企图以文学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造天下的形势。曾经的是上司把好多上报的差使给了他,自己因为写出了散文诗歌的东西发副刊,被认为是才子,成了主管化肥质量和宣传的副厂长。
 
  小领导领导着公司几十个投稿给《化肥之星报》的作者们不生不死地一个月出刊一张报纸,好在各种经费包括工资都有保障,小领导没事就看报纸,喝荼,也打打牌。我的两张《新疆边防战报》就是杨小军同志与他在牌桌上谈起的。
 
  玉梅当时说到这儿,停了下来,我说,人家一句话的邀请你就跑到林山去住几天划得来吗?来回车费几十块,可以买身衣服了。她说我小气,打这种小气算盘,为了我的精神财富,她愿意花这几十块。
 
  我说了句气话:“精神财富是个屁财富,看不见,摸不着,吃不能吃,用不能用!”
 
  玉梅教育我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人家都叫你作家了呢!作家的精神应该是纯洁的,不讲钱不钱的,何况我又没嫌你没钱!”
 
  “你嫌我还好,保证三年后我有的是钱!”我说了,又说,“已经被你逼得去走这条路了才听爸妈的话安心在家养猪的,主要时间花在养猪上,写那鸟东西除非很有多余时间!”
 
  玉梅说:“现在猪还小,半桶饲料我提得起,给你几天时间,把我去林山知道的故事全部写出来!”
 
  “出去几天就有那么多的故事值得写吗?”我还戏她,“好像我是你的秘书了?”
 
  “你知道小干部为什么肯帮你吗?”玉梅问。
 
  “别这样称呼人家好不好,人家好歹是个干部,正式工作,听到了多不好!”
 
  “小军这样叫他的,”玉梅说,“小军把你与她相识的经过写成一篇散文《朋友》投给公司的报纸,得的三十块钱稿费要上司批,自己只有权批十几块的,就开始骂他是个小干部,不骂不相识,一骂倒成了小军的男朋友,谈了半年差点分手,是你的疯子爸爸救了他们的爱情!”
 
  我听到这儿真有点疑惑不解了,马上联想到小军这次来我家时送给我爸的那瓶酒,爸问她:“是你买的酒?我又不喝酒,给买的人自己喝!”
 
  玉梅也想到了那瓶酒,“那瓶北京二锅头真的不是小军买的,是她男朋友,叫肖勇,小军后来才告诉我名字,我也后来才告诉你,肖勇请我吃了一顿饭,还称你是作家先生,称我是作家夫人!”
 
  “我真不知道怎样做人了!你去一次林山就给我脸上抹黑!”我声音宏亮,玉梅吓了一跳。
 
  “又怎么啦?说得好好的,说着说着就发癫了,你爸是疯子,你有遗传,是个癫子!”
 
  “你是什么夫人?”我生气问,玉梅一脸惊怪,我继续说:“我是农民,你是农民的女友,结婚了,你就叫老婆,工人的叫妻子,当官的叫爱人,又富又贵的叫夫人,蒋介石的老婆叫蒋夫人,一般也是电影电视中才听到,你怎么亲耳听到人家叫你‘夫人’?不觉脸红,我脸红了!”
 
  玉梅听了我对女人嫁什么人而有不同的称呼的解释,当下脸就红得害羞,骂我不想争气不想上进,“真让我失望的话那就分手”!我答得干脆:“分就分”。没想到她突然扑进我怀里猛地拍打,又哭又闹只差没去上吊。女人的手只有那么大的劲,我当是给我按摩,舒服极了。
 
  慢慢地,那哭声变得异常,眼泪合着鼻涕流到腮帮,伤心地望着我,许久,才说:“姓占的,你说话太不负责任!你我同学时给我写那么多的信,说全是用泪写的,我还劝你男儿有泪不轻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劝你振作起来。
 
  当兵后我日盼夜盼,盼你有个出头之日,得知你做上文书发表东西,我高兴得想哭,你用丰富的想像力把爸爸写进小说里,我知道你的感情是丰富的,爱情上可靠,可你心灰意冷了,一心想养好猪,我真嫁一个养猪人的话会后悔一辈子……”
 
  躺在床上,我辗转了几次,东想西想到此结束,因为连老鼠们都闭上了眼睛,屋里静得只有玉梅均匀而又微弱的呼吸声。我大气不敢出,担心总有一天还是会因为我让她失望得离我而去!
 
  依然不能入睡!我在想另一个女人!
 
  另一个女人给我的是什么呢?对了,精神财富!是精神财富,且是纯粹的。
 
  小军在我家几天并没与我说什么话,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晚上与玉梅窃窃私语到半夜,争论一个问题:“我的爸爸是疯子”字数有一万三千多,其实说的是一个小故事,就是爸爸胡言乱语说的疯子话,用事实来验证,却全是正确的,准确的,这是为什么?争论的结果是我为什么拐弯抹角地写出了一万三千多字,而真叫我写,却又写不出东西了,只想把猪养好,这又是为什么?
 
  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把一户人家用几颗鸡蛋交换爸爸去做一个又一个的梦写成一个又一个故事,歪打正着,先是被战友吕品们看得好笑,好笑得拿去投稿。因为得稿费的作者也是我,我就所谓地“一举成名”了,当时好多战友硬要把这四个字送给我,我不知“名”在哪儿,有什么用,当不得饭吃的东西不如狗屎,狗屎还能肥田呢!我强烈地要求退伍回家正是被“名”所累呀!
 
  我有古时候那个“伤仲永”的苦闷!我的灵魂深处是想过平淡的日子,不要有眼光,不要有关注,梦里发个大财把钱全部捐给别人,那样上上电视也行,上台讲几句也行。千万不要被人误会我肚里有墨水有才华,一旦再没有了,看不见的眼光落在我身上等于使我慢性自杀。
 
  新听到的爸爸旧故事不知能不能真的写进什么小说里,尽管我已开了个从写前妈开始的头,女友认为没写好,决定重写。但仍不想拐弯抹角地凑字数,继续平铺直叙,不分段落,乱打标点,不打感叹号,多打句号。我认为那是不该发生的事,是一段不该发生的历史造成的,只有多用句号表示我恨之入骨希望永远结束。是谁在改变我爸的命运?!纸上谈兵打不了胜仗,我也只能纸上多打句号。我爸的生命输给了历史——
 
  爸爸是刷大字报标语变哑的。哑了后才变疯的。疯了后大队干部拿他没办法了。因为他疯得很像疯子,在垃圾里找东西吃。那时哪里还有吃剩的东西往垃圾里丢。自然饿得骨瘦如柴。在方圆十几里地盘上不知怎么过的,轮到村子里放电影的那天黄昏,偷偷溜回来躲在家里地窑里。地窑是一年四季储备粮食叫红薯的仓库。
 
  电影是一年轮得上一两次的,公社的放影师傅比书记还红光满面,权利在口上,先天晚上电影快完了,喇叭喂几声,请明晚放影的××村来挑机子。一句话后,七八个男劳动力来了。师傅要第二天下午才来,骑着单车,后架上是电影片子。片子装在铁皮桶里,桶有方有圆。一个片子有一般有四个转子的,编了1234的号。
 
  师傅有时也换错转子的,全场大喊大叫,还有口哨。也有打架的。一个说这是我这边的——解放军出场了。敌人都是国民党和日本佬和恶霸地主之类的,就有人指着身边的人说:这是你那边的。其实这是开玩笑。听的人一听就一拳打过去,口里在说:我是解放军这边的,你才是那一边的。其实这也是句玩笑话。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人被人闹笑话时没当作回事,全神贯注看电影,还点了点头。身边一个红卫兵突然把他按倒在地,理由是他承认了是敌人那边的。随便点一下头,罪状就到了头上。
 
  这事传开去,玩笑是开得少了,但每开一个这样的玩笑,必有一场架打,打得头破血流。我爸就是个例子。但我爸与人打架打迟了。我爸有做棺材的力气后来没有力气了,就是因为打架打迟了。当时如果在电影场马上动手打人就是表明自己的立场站在八路军这一边。但看得太认真,人家把敌人说是我爸那边的,我爸不该“嗯”了一声。
 
  第二天大队干部就捉起我爸来斗。斗争会开了十三场,一个生产队一场,斗得连跪的力气都没有了,公社干部才说斗服了算了。我爸后来很爱说“迟了”两个字。这是斗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爸当时在电影场上动手一打,打出站在八路军这一边的立场,干部就抓不住斗他的把柄了。偏偏又“嗯”了一声,祸从鼻出。爸斗了后,找那个人打了一架,那人不还手,自己也打自己的嘴巴,说“迟了”。
 
  我爸一听,就住手了,跟着一连说几句“迟了”。爸后来看电影总是看反的,看映幕的背面,因为背面没人看,他一个人看,不会有祸从鼻出的麻烦。一九七二年十月几号那天晚上,轮到村子里放的那场电影,彻底改变了爸的命运。爸在地窑里偷了六个红薯,趁天黑潜伏在映幕背面的樟树上。樟树又高又大,主杆的围径需要两个人合抱,疯了的爸竟然爬得上树。
 
  电影片子是阿尔巴尼亚的,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政党也是共产党。里面有好人也有坏蛋,主人公是党里人打入了坏蛋内部。为了活命,疯疯癫癫的吃屎。不疯不吃屎,就枪毙了。吃屎能活命。我爸坐在树叉上哈哈大笑起来。电影场上一时大乱,映幕背后的樟树上有鬼。我爸看到主人公疯疯癫癫的镜头就大笑。不笑时就拿口里咬的红薯当子弹打在映幕上。
 
  专打映幕上的坏蛋。有个干部来到树下,电筒光闪亮,照着了我爸的脸。看清了就表扬,哪里是鬼,分明是人,还爱憎分明,子弹专打坏人。有人坚持说我爸是鬼不是人,鬼也有脸的,叫鬼脸。是人怎么看映幕的背面,只有鬼才爬得上那么大的树。有人叫我爸下来,我爸不理,只是大笑。大队书记也来了,三节电池的光更亮,命令一个人爬上树去捉鬼,但没有谁敢上。
 
  僵持到半夜,电影早散场,剩下的几个干部议论一番后都走了。不知什么时候,爸下树的。趁天亮前,地窑里偷了几十个红薯,蛇皮袋背着不知去了哪儿。一连几天我娘骂贼,得知贼是我爸,哪里肯信。七八天里找遍方圆十几里的村落,都说没见过我的疯子爸了。
 
  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娘,他在林山市拉化肥时见过厂门口有个捡垃圾的很像我爸。我娘不信,当我爸早已死了,疯成那样的人还会捡垃圾卖钱。我娘不信的理由十分充足。我爸是连夜沿着柏油马路逃往林山的。不敢在农村乞讨。
 
  已经在山上偷吃了很多红薯,再偷,抓住了难活命的,干部在树下的议论我爸全听清了。林山毕竟是座城市,用桶装垃圾,总能找到水笼头,总有阔人把吃不完或发霉变质的食物送到就睡在垃圾桶旁边的爸手里。我爸活了下来,我爸活下来了。活下来的爸居然想赚钱,方法当然是捡垃圾卖。那时没有现在的可乐罐子饮料瓶子,只有破布烂纸空烟盒,捡起来一凑,也能凑出重量得几毛钱的数量。
 
  林山化肥厂早已停产了,化肥厂大门口常年有几十个拉板车的。穿的都是解放鞋,歇下来,破烂鞋一丢,丢给也在大门口补鞋的老头儿,老头儿能空中接住,接篮球一样。老头儿天天戴着一顶英国绅士那样的帽子。拉板车的睡了一觉,走过去,丢下五毛钱,随便提走一双鞋。化肥厂工人都闹革命去了,大门大锁生锈,传达室的牌子还挂在墙上,守门的也是老头,手握长长天线的收音机,总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拉板车的很团结,城南那一片居民需要用车,老远喂一声,几人十几人涌过去,一会儿又返回来,平均一人三毛钱也要买包八分的烟的。地上的空烟盒就多,我爸发现了这里会生财有道。发现后,每天下午黄昏准时来收拾烟盒,垃圾袋里总会有一二双破衣旧鞋的。那鞋有皮的,有帆布解放的,比拉板车人脚上的还好看一些。一日有人试穿一双皮鞋,当场给了我爸八毛钱,我爸双手发抖。
 
  有人议论,我爸断了补鞋老头的财路。老头没补鞋也在外面专捡破鞋旧鞋烂鞋,缝缝补补,固定价五毛钱一双。爸后来与补鞋老头团结起来了,因为守化肥厂大门的老头与补鞋老头的对话,听起来受活。一个说,这人又哑又疯倒会赚钱,既捡烟盒又卖鞋。一个说,这人不正常。一个又答,这人当然不正常,又哑又癫的。我爸后来与补鞋的老头儿好上了,人家没说别的,只说“不正常”三个字。
 
  听收音机的老头儿后来每次说我爸“不正常”三个字一定会叹一声气。两个老头儿后来测试我爸,我爸很正常,听得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尤其喜欢听唱腔很长的京剧,也张开口“啊——”。当听到文化大革命的字眼或唱文化大革命好的歌,我爸就疯得把裤子脱掉露出下面那东西。爸后来拥有了一台补鞋机。爸后来当上了化肥厂的工人。爸后来要娘来一次林山市找一个很便宜的旅社只睡一晚上生下了我。
 
  爸后来还清计划生育的罚款两百块把我从前妈手上要了回来。要回来之前我在前妈家里读了城市里幼儿园那样的书,不只是数12345,主要是唱歌跳舞。爸从不敢过国庆节,一到过节那天就发疯。爸最后在林山过的国庆节最疯,疯得不寻母猪偏寻公猪。偏偏寻公猪才寻到了母猪。爸最后被辞退工人回家当农民,原因是摔断了腿,电影害的,片子叫《江姐》。
 
  是中国拍的了,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映幕挂在蓝球架上从不看的,听说是厂外,映幕挂在树上,映幕背后肯定会有树的,不顾白天上班搬运化肥太辛苦了,一定要去看。其实早已看过了,太喜欢看了。
 
  刚爬上树,见到映幕上的江姐、许云锋还有华子良,要伸双手去摸,华子良似乎理了他,国民党一个持枪的兵枪口正对着他,也对着我爸,我爸吓得从树上摔了下来。我爸后来坚持说是映幕上的国民党的兵用枪“叭”的一声打下来的。其实我爸是被一九七八年国庆节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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